日本人又获得诺贝尔奖，为何2000-2018期间日本人18次得了16次？

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美国的James P. Allison以及日本的Tasuku Honjo，以表彰他们在肿瘤免疫疗法中的卓越贡献。

至此，包括Tasuku Honjo在内，已经有26名日本或日本裔学者获得诺贝尔奖。其中，自2000年以来，日本已经有16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不含日裔美籍科学家）

人们不禁要问，为何日本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得如此多的诺贝尔奖呢？ 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要论断。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闭幕式上发表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用诗一般的语言宣告:”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时至今日，言犹在耳，然时光已逝近四十载。 中国的科学技术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过，在诺奖的自然科学领域，只有屠呦呦一个人获此殊荣。这不仅让人想起了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近几日，围绕大隅良典获奖的事儿，不少学界大咖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曾在日本九州大学短暂工作了近5年的时间，那已是1997年至2001年之间的事儿了。之后回国，在中科院工作至今。凭借这份经历，作为一名普通的科学工作者，也凑个热闹，发表点管窥之见。毕竟，我也是那些培养不出来的人才之一，深感责任重大。 凭心而论，我本人对Tasuku Honjo的获奖并无特殊感觉。科学是一门实证主义哲学，需要的是自由开放的创想和勤勤恳恳的工作，播什么种，开什么花。我想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日本科研界的三个特点。

先定一个小目标 记得我刚刚到日本工作之初的几个月，对于日本人的科学工作方式和目标非常不解。例如，我所工作大学里的研究所，其中不乏国际知名学者。但他们给所带博士研究生出的论文题目，却没有什么宏伟的目标，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具体的”小问题”。更为奇怪的是，不止一个学生，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如此。当时，我在想，也许日本人真的很笨，大问题他们是做不来的。在日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也和一起工作的日方同事厮混熟了，于是就问他们为何给学生们如此定题目。 然而，出我所料的是，日本教授反而对我如此之问大感兴趣。他们反过来问我，那么你们是如何给学生定题目的呢？我就将我所知告诉了他们。他们听后，大为惊讶！他们认为，出这么大、这么难的题目，学生们怎么可能在短短三年内做出结果呢？他们的另一个疑惑是，中国人为何人人都想成就一番大事业，人人都想当大人物呢？在日本人看来，每个人只要尽自己所能，盯住一件事，持之以恒，一生做出一点点实实在在的事儿，就足够了。 听后，感觉他们说的也颇有道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们老祖宗虽然早留给了我们这样的警句。但在这浮躁的现在，在一些领域，我们却越来越好大喜功了。各种宏伟的规划满天飞，各种人才头衔层出不穷。然而，人们似乎忘记了，大目标的实现是由无数小目标的实现为基础的。在科学面前，没什么大小问题之分，只有已解决和待解决问题之别。而一个科学问题的解决，往往又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探索。这一方面要求科学工作者能坐得住冷板凳，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和大众的支持与信任，让科学工作者有板凳可坐。现实的情况是，科学工作者不断被要求提出新想法，一个计划完成了，得到一些可喜结果后，如果希望接着做下去，就会被认为想法不新了，很难再获得支持。

对待”错误”的态度 另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是我第一次参加实验室内的小组会（seminar）。在组会上，每个人都要汇报近期的工作，将做过的实验和计算结果拿出来，一起研讨。其中，让我惊讶的是他们对待所谓”错误”结果的态度。他们会非常认真地研讨结果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错。但他们不会对研究者本人提出任何批评。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个道理人人皆知，日本人真正做到了。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往往压制失败，动不动就追责。那么以后，谁还敢去尝试新的东西呢？甚至，谁还敢说真话呢？

在科学和技术之间架设桥梁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如何将科学研究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在这方面，我认为日本人也有其独到之处。日本的会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司，会雇佣很多拥有博士学位的员工。其中大部分进入公司所属的研究所，研制新产品。但这些人不只是埋头于实验室中工作，他们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去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目的是了解本领域内重要的科学进展。如果他们一旦发现可用的学术思想，就会联系相关学者，请他们帮助研发新产品。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学者只负责贡献学术思想，协助形成新产品技术路线，但并不参与全部的研发过程。一旦产品研发上市，学者会从产品最终获得的利润中得到相应的报酬。这种做法，迅速架起了科学和技术之间的桥梁，其核心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诚信的社会意识。 中国现在正鼓励科学家从象牙塔中走出，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但可能带来的问题是，科学家擅长的是研究科学问题，如何将科学成果转化为产品是另外一门学问。如何在政策和社会意识层面搭接好科学和技术之间的桥梁，是我们需要重视和研究的问题。 就科学而言，其精髓就是实事求是，不能以人之好恶，左右科学的研究过程。对于科学活动的管理更需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去研究科学活动的内在规律。 管窥之见，未免有失偏颇。如其中一点能有助于人们的思考，实为我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