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法律关系的认定及3个案件分析

名为投资实为借贷表现形式

通过以上的对比图可以看出，投资关系与借贷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但两者在资金投入等方面具备一定的相似性，在实践中容易产生混淆。名为投资实为民间借贷行为，主要有几种表现形式。

1.名为投资，但实际并不参与经营管理。

一般情况下，出资主体投资后，无论是入股还是入伙，依法享有基本的经营决策权、知情权、监督权等参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如若投资者与当事人签订投资协议，但该协议中并没有对于投资人实际参与或者管理被投资企业事务的约定或投资人事实上并不参与上述的管理的，一般会被认定为借贷关系。

2.在投资协议中约定投资者享有固定收益或回报，但并不承担经营风险。

如投资协议约定由一方定期收取固定的回报或收益，但是并不承担经营风险，这与投资中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特点相背，故该约定虽然名为投资入股，但实际上却是民间借贷。在此情况下，投资款实际上是借款本金，固定收益实际上是借款利息，双方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3.投资者未履行法定出资程序，不进行工商登记。

在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情况下，投资者并不履行法定出资程序，即作为股东或者合伙人进行工商登记。工商登记一般是法定出资程序的重要一环，出资后其作为股东或合伙人身份会依法进行登记公示，这种履行了法定出资程序的一般是投资关系，如果名为投资，但仅是利用出资人的资金，并没有进行工商登记的，则民间借贷关系可能性较大。

4.投资协议附有担保的。

如在投资协议上约定本合同项下投资款的担保方式为保证，该种合同约定的内容不符合投资具有风险性的本质特征。

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法律关系的认定

——(2020)最高法民申7050号事益公司、付某借款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当事人之间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并不具有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投资合作特征，而是约定一方出资后，无论公司经营情况如何，是否亏损，均按标准计算并享有固定投资收益。应认定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名为投资、实为借贷”。

基本案情

2015年4月，事益公司（甲方）与付某（乙方）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协议第一条“协议签订的前置条件”第6项约定：甲方融资后，该项目总体投资额1亿元。项目投资和建设期间的经营费用超过1亿元时，追加部分由甲方负责，乙方不追加投资。第二条“乙方投资及收益计算”第1项约定：乙方投资1300万元，按照甲乙双方约定的时间（合同签订后3日内汇款300万元，2015年4月22日前余款全部到位）汇入甲方指定的账户，甲方为乙方开具收据；第3项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建设期间内（1年）按实际收益的15%计算分红；建设期满后，年净收益不足3000万元时，按3000万元计算分红，超过3000万元时，按实际净收益计算分红，甲方承诺四年内支付给乙方的收益达到乙方投资额度，实际收益未达到的，用甲方收益弥补并支付给乙方；第5项约定：分红每年一次，12月30日结账，次年1月15日前分红。第四条“违约责任”第4项约定：因甲方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亏损，乙方不承担经济损失，并按约定标准计算投资收益。协议签订后，付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于2015年4月14日至6月2日分六笔向事益公司转款1300万元。协议履行过程中，付某多次向事益公司监事林某要求支付其固定收益，但是事益公司均未履行。双方发生纠纷，多次协商未果。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投资合作协议》；二、事益公司向付某偿还1300万元借款，支付付某624万元利息（自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支付付某律师代理费19万元。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从《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看，付某的收益是采用固定回报的方式，并且有保底条款，明确了案涉1300万元的性质是借款，而非投资；事益公司经营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付某不承担损失，但无论盈亏都要按照约定标准计算收益，由上述约定可知，付某不参与事益公司的经营管理，其投入的资金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的收益，所以不难看出事益公司的真实意思是借款；协议的目的是以投资为名，通过股权的份额作为担保，向付某借款。故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实质是民间借贷，而非投资。现按照双方协议约定，事益公司一直迟延履行支付利息的主要债务，付某多次催要，并给予合理期限，但是在合理期限内，事益公司仍然没有履行，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付某依此主张依法解除双方签订协议的诉讼请求有理，予以支持。关于案涉款项及利息给付的问题。事益公司收到付某支付的1300万元后，没有按照双方协议约定按期给付利息，致使双方签订的协议无法履行，应依法解除，事益公司应当将案涉借款偿还给付某，并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利息。因双方当事人在《投资合作协议》中对诉讼费用（含律师费）的承担做了明确约定，按照约定应由败诉方事益公司承担。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解除付某与事益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二、事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付某本金1300万元；三、事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付某624万元利息（以13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四、事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付某律师代理费19万元。

二审法院认为，从《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看，并不具有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投资合作特征，而是约定付某出资后，享有固定收益。因此，该投资合作协议更具有借款特征。事益公司工商登记虽变更付某为公司股东，但付某主张该行为系为了对其借款债权提供担保。事益公司主张是股权转让，但案涉协议系付某与事益公司签订，款项亦支付事益公司，事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付某与事益公司原股东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故不具有规范的股权转让特征。事益公司主张系公司增资扩股，但付某向事益公司支付款项为1300万元，公司增资金额与付某付款金额及付某所持有的事益公司股权数额、出资额等均不对应，而且，事益公司发生增资减资变动，付某的股权比例亦始终不变，故不具有规范的公司增资扩股特征。付某否认其参与事益公司经营，事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付某参与事益公司实质性经营活动。因此，付某抗辩其成为事益公司股东并持有事益公司股权，系股权让与担保行为，理由成立。事益公司股权办理至付某名下，系作为付某债权的担保，而非真正的股权转让或增资扩股。至于事益公司主张双方协议中未约定本金偿还期限故不属于借款的理由，因合同法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情形，均有相关规定，故并不能以此否定双方存在借款关系。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付某与事益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性质，并无不当。当然，如果事益公司将付某的借款全部清偿，付某应将股权返还事益公司。据此，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事益公司与付某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内容表明，付某所获收益是以固定回报方式计算，且约定无论公司经营情况如何，是否亏损，付某均按标准获得投资收益。因此，《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不具有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投资合作特征。事益公司工商登记虽变更付某为公司股东，但事益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付某参与了公司的实质性经营活动。付某不参与事益公司的经营管理，其投入的资金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的收益，该1300万元名为投资，实为借款。仅就事益公司与付某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而言，原审认定为民间借贷性质，并无不当。事益公司收到付某支付的1300万元后，没有按照双方协议约定按期给付利息，事益公司应当将借款偿还给付某，并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利息。原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结合合同的内容及履行情况，并根据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事益公司应支付的利息标准，亦无不当。

据此，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事益公司的再审申请。

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实务认定

对于实务中如何区分投资与借贷，如何认定名为投资实为民间借贷行为，可以从最高院的两个案例切入分析：

1. 西双版纳安华房地产有限公司与郭某民间借贷纠纷(案号：2019最高法民终793号)

二审法院评析：关于郭某和安华公司是否建立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首先，郭某和安华公司订立的《合作协议》第三条约定由于郭某是中途进入合伙，所以不承担安华公司及西双版纳晴宇榕和项目的债权债务;郭某只派专人监管账目，不承担其他任何法律责任。第四条约定从郭某投资之日起第一年期满，安华公司支付本金和投资回报共计5000万元给郭某。第二年期满安华公司支付投资回报3000万元。根据该约定，郭某仅是将款项投入安华公司，到期收回固定投资回报，而不参与西双版纳晴宇榕和项目的经营，也不承担该项目亏损风险和其他法律责任，故郭启科和安华公司实质是建立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2.刘某与仝某民间借贷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案号：2019最高法民申4490号)

本案原审已查明，从案涉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来看，该协议虽然名为投资，但从内容上看，甲方(刘某)负责此项目的各项工作，自负盈亏。乙方(仝某、李某)不参与具体经营，只负责投入1300万元项目款，甲方承诺一年期满后将本金1300万元和保底利润750万元返还给乙方，且刘某亦出具了《还款计划》并偿还了部分款项，原审查明的上述事实及《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证明此协议不符合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投资法律关系，原审法院将此认定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并不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因本案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故《合作协议》中750万元保底利润的约定，实为双方对利息的约定，而该利率已经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故原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案涉借款利率调整为24%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以上两个案例中，法院在认定案涉法律关系是否属于名为投资实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时，都遵循该法律关系是否符合“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投资关系本质，并根据是否存在固定收取收益行为、投资人是否实际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是否履行法定出资或者入伙程序等因素来综合判断。

在涉案合同被法院认定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之后，应当按照民间借贷合同来处理，在借贷合同并无《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且并无其他效力瑕疵时，应当认定为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

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认为，合同原本对于投资本金的约定应视为对于借款本金的约定，对于固定收益的约定应视为对于借款利息的约定。但是，由于涉案合同原以投资合同为名，其对于固定收益的约定可能超过法律规定的民间借贷的利率范围，在按照借款合同关系处理时应当将之还原至符合法律规定的利率范围。

出资人的投资，虽然名为投资但实为借贷的，出资人在主张权利时，必须选择正确的法律关系，否则可能存在被法院驳回的风险。也就是说，如果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必须按民间借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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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相关法律、法规纵向梳理

1.1990年《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第(二)项规定：“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

2.1996年《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各级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基金 会和其他基金会，不得经营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

3.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列举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其中第五种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兜底性的条款，由于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合同并非列举的合同无效情形，也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因此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合同并非一定无效。再结合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排除了前述1、2条对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无效的规定。

4.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货币的，应当认定为借款合同。”

5.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肯定了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合同的效力。